——从古希腊到康德的简单梳理

从古希腊的米利都派到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乃至更晚近的后现代潮流，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思维之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旧的问题不断被“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但贯穿始终的其中一条线索，无疑是通过探索世界的奥妙，来解决人为何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这种向外探求的精神，可谓正是西方哲学的基调。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有如一位思想的巨人，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将哲学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表现出超凡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人类的责任感。

两个世界的传统

虽然地理决定的论调有时令人反感，但古希腊的自然条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自然世界是复杂、无常、令人惊奇和不安的，自然和人的矛盾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而人无法生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上，所以在抛弃了原始迷狂后第一次有意识地站在大地上时所面临危机中，他们自然地问到“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事物中的变化过程”这类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最开始由泰勒斯等早期的哲学家们运用朴素的直观回答了。但事实上面对事物的变化，人们天然地需要一种不变的深层规律，不可能满足于杂乱无章的表面解释。于是古希腊必然地产生了赫拉克利特的普遍理性“逻各斯”之类的观念，这类观念自然地不断被提高，甚至不久还出现了宁可相信自己的逻辑推理也不愿意相信眼前事实的学说，巴门尼德和芝诺便是其代表。人们对于单一、绝对、永恒的认识从未如此深刻，以至于柏拉图最终将事物的原型封存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之中，从而使道德问题的解决不得不依赖于独立于身体的、非现实的理性灵魂。尽管亚里士多德为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尘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古代哲学经由新柏拉图主义和教父哲学还是迅速导向了中世纪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由于否定了现实世界并且要求“得救”，人的存在被人自己制造的幻象压制，在危机面前败下阵来。

唯理论与经验论

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地位和现实世界的地位被重新确认，宗教改革、复活的怀疑主义和科学革命驱动着新的时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的重要问题。原本可以期望由此为人的存在打下坚实而深刻的基础，但随着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分道扬镳，认识问题反而成为那个经典危机的化身卷土重来。如果连认识的确实性都不能保证，那么人存在的根基依然是不可靠的海市蜃楼。

唯理论认为人先天具有的理性是真理的源泉，之所以人能够推知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依赖于理性而构成的，而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只能从后天经验或感觉中得来；唯理论通常指责经验论其感觉经验并不可靠且无普遍必然性，陷入怀疑论，而经验论则反驳唯理论为虚妄，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并且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更多知识。这一斗争在伦理道德领域，就表现在善恶的标准、自由是否可能等问题上。唯理论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特点，而经验论新增了对当时收集整理材料阶段的科学方法的反映，二者延续了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其矛盾之尖锐在当时几乎无法调和。显然，只有科学研究进入一定的自觉阶段后才能对这个问题有所突破。

从过去走来的康德

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掀起德国哲学大革命的康德为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并解决道德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牛顿和卢梭则是其重要的启发者。科学其描述归纳材料的阶段已经结束，牛顿创立其力学时所使用的方法事实上虽然并不彻底是，但确实既不同于经验论单纯的描述与归纳，也不同于唯理论单纯的演绎和推理，即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作为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驱的卢梭，在伦理道德方面关于自然良心、道德情感的观点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由此，不满于经验与理性之分裂状态的康德希望建立能够避免谬误的新的形而上学和更加合理的伦理学，他在认识论和伦理道德两方面的创见从人运用自己理性的角度将人的地位和尊严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对待“头顶的灿烂星空”的问题上，康德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视为两个部分的共同作用。他一方面肯定了人本身具有的一种不必依赖于经验而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就是先天的认识框架，或者说是处理对象的能力，如时空、范畴、理念等，以此赋予人认识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他提出必须由感觉经验提供认识材料，以确保真实性，避免唯理论的僭越独断。将二者结合，人便能够作出“先天综合判断”，这样既保证了普遍必然性，又保证了人能获得真正的新知，还避免了理性去探索不可经验事物的僭越，清算了旧形而上学，建立了“科学的形而上学”，从而回答了“我能认识什么”的问题。康德的这一贡献被誉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他大胆要求客体符合主体，主体运用理性主动地构造（而非创造）客体，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认识只是主体机械地反映客体的观点。事实上，这也说明了自那时起，在科学探究的领域里，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不再如学生在台下认真听讲，而是如同坐在审判席上接连不断地用理性提出的问题来质问自然一般。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

康德通过立足于经验的认识规定了理性的界限，从而为信仰留下了位置。借助预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三个条件，康德建立了“心中的道德律令”。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够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具有普遍必然性，得以成为道德律令，通过善良的意志达到善。且因为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德福一致得以保证，回答了“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人作为自由的立法者，遵守自己的立法是自由的，人是目的，人自由地择定自己的目的，而不被作为手段使用，不再仅受感性欲望支配，不必凭借他物实现自己的价值，人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不言而喻。

康德回答的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一个总问题。通过康德的宣言，我们可以感受到到世界已经成为了“人的世界”——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人能够存在的世界，人能够有所作为的世界。壮丽的自然领域和神圣的道德领域在人的理性之中得到了统一。对此，我们不禁感叹人类理性的伟大，或者，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伟大。这样的评价固然没有超出启蒙的精神，但康德对人类理性的谨慎运用却使其获得了无比坚强的支柱。

人的未来

我以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极具前瞻性的。依赖于人类理性的正当运用，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曾经主客体尖锐的对立关系，今天的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大量创造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自然界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也已经大不相同，世界所呈现的人化特征会越来越明显，人的主体性正体现于此。另外，“永久和平”的国际政治体系正在形成和完善，各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总体较康德所处的时代有了大幅改善，可以说世界如康德的预言般乐观地发展。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相信人类终将能够达到“意识即现实”的境界，世界终将成为人类实现自身的舞台。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的统一，这应当是人类解放之宏伟蓝图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很遗憾，我们人类目前的状况仍然存在众多问题，取代旧世界的庞大、复杂、多元、混乱、非理性的“现代”变得难以理解。由工具理性的泛滥引起的人的异化尤为严重，精神与物质的发展水平不甚协调，环境破坏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也成为新问题的来源，如此种种显然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以当今的视角来看，康德的答案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例如其物自体不可认识，先验的成分本身并不是彻底的解释，保留了宗教信仰，伦理的绝对主义等等。对此我们应当坚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去批判继承康德的学说，坚持和发扬其最具价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立足于当下历史性的实践，才能更好地利用其有益成分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将面对的问题，来为我们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