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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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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中庸”之字面意思为根本尝试解读“中庸”之内涵,可是失败了。其字面义“正”“常”是很难推出如百度百科中所解的三层意思:一、不偏不易;二、中正平和;三、中用。而唯有从此三者解中庸,方能得其全貌,因此我以为:与其说“中庸”是一个具有完整实际意义的独立概念,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在儒学中常用的概念群。确定了这一点后,我们便可开始分别研究。

一、不偏不易。这一点是从孔儒复兴礼乐制度的要求得出来的。由于对天、人的传统观念,礼乐制度的合理性是自明的。而面对礼崩乐坏的残酷现实,作为旧制度的代言人,孔儒是必然要将复兴或维护旧制度为己任,与“偏”、“易”作斗争。在这过程中,对于万世不变的秩序的认识抽象为事物的稳定性、持久性,以此为指导的行为便都具有了普遍的合理性。

二、中正平和。此部分与亚里士多德的“适中”观点近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例如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其形而上的意义,而儒学中多强调其实用性。其余暂不作讨论。

三、中用。所谓“过犹不及”便是从实践的结果中得出,别无他法。因为“过”毕竟是与“不及”无论如何也不可等同的,唯一相同处即是把事办坏。儒学看到了并重视了这一点,其实用性便也在此体现。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上一条的作用下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中庸”是务实的,包含的是“做什么”、“怎么做”两个问题,是一套方法论。而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则要到儒学的其他文献中去找。

从辩证的角度看,“中庸”有其合理成分。它承认了事物极端状态的对立,反对走极端,并要求以第三种状态行事。由于存在“做什么”这一问题的引导,第三种状态里机械取中的影响较亚里士多德而言小了不少。可惜这一点未被明确强调,否则我们则可能看到一种由“正”、“反”得出“合”的效果。但无论如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如何构成“中庸”的还是易见的。

若是要从中得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品质来,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一种重实用的精神。我们可用几个关键词来尝试说明。一个是真诚。真诚被认为是人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皆是真诚的,而是说明人人都应当真诚。真诚是无止息的,长久则显露,则悠远,则广博深厚,则高大光明,这是不变易的,以至于无为而成,这就是不偏不易。而另一些关键词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则更多地体现出中正平和的特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解决人应如何做人、人应如何处世的问题。此类皆是实用的问题。

然而我们却感觉到,如果一个文明如此地只重实用,那它必将是死气沉沉的,也就走不到今天。常有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种激情,而我却感觉到另一种混合着理性成分的激情。“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一种以实践形式呈现的激情。书法是一种“法”,而古人的狂草书法中却有一种激情的、感性的成分。如此种种,似乎有一种审美的意味在其中。审美活动正是不同于完全理性或是完全感性的东西,这恰恰是中庸的。如果人实践了中庸,同样能把握一种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和谐体验,这是也一种审美的体验。中国人对于和谐的把握,常常是要通过中庸的。为何中国古典建筑不一味追求高不一味追求大,而是美或者和谐?这就是中庸所成就的。此种审美往往无处不在,甚至在人的处世方法中也能体现。我们常见一些处世极圆滑的人,实际上这也可算作一种中庸的艺术。虽然有时使人生厌,也是其无原则所致,并非是中庸的问题。中庸是有原则的,是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了中庸实际上包含了实用和审美两种形式,即“我们应当做”和“我们要做”的问题,以此囊括主动被动所有情况。此两种皆属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品质。那么它们又有什么共性呢?

钱穆先生曾谈过中西思想的区别。西人向自然界探求,而中国人向人自身探求。不可否认,任何民族都有向永恒真理探求的信念,可是在这条道路上中西产生了分歧。西人虽有“认识你自己”的训诫,但丝毫不减损其探求自然真理的热情。自然的探求不尽却又似乎富有规律使其对自然理性地敬畏起来,他们才形成了人生界同样受制于宇宙界真理的观念,于是不得已时搬出一外在上帝来。但中国人的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他们过早地发现了“天行有常”或“天行无常”,便对自然失去兴趣而转向了更加变幻莫测的人的世界。虽然其中根本原因现在仍讲不清楚,但这确实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走向。从此,中国人便以人而不是自然、天、上帝云云为终极意义的基本,人只相信人自己,因而也就不需要外来的旨意了。一些科幻小说借此种现象发挥,讲外星人进攻地球,西方世界立即大混乱,处处是关于基督教等宗教的崩溃的无休止讨论,而此时中国人已经与之谈判结束。这固然可以一笑了之,不过也确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中国思想是以人为基础,要解释的都是关于人的问题,这自然也包括了中庸之道。

人的世界变幻莫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简单普遍的人生界真理指导我们的行为,而恰恰儒学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多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取中庸的问题,而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人与外界的关系上来。人有欲望,有情感;外有现实,有道德。二者相争,必有一伤,甚至是两败俱伤,这不是儒家所希望看到的。儒学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不同于道家的“无我”境界,儒学的中庸实际上是一种妥协,这甚至体现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中。人与外界的和谐共处,是实用与审美结合最佳例证。其意义是伟大且永恒的,这甚至能适用于我们现代化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缺少妥协,这不是指个人的妥协,而是一种人人皆应有的普遍的妥协。事实上,这样做部分解决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问题。

所以中庸是一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品质的思想,至今仍有极大价值,其鲜明方法论特点有力回击了西人对中国无宗教的批评。而恰恰相反,在后现代的毁灭狂潮中,以人为出发、以人为归宿的儒学就能体现其价值。至于其具体实行,则少不了“仁”“义”“礼”等等,眼下就不再多说。最后感叹一句:中国文明真是早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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